李玉平在《互文性：文体表面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六章中提到，有一种文体史研究以文体经典的“近读”(close reading) 为主要依次，将文体史窄化为文体经典史，以百分之一的文体潜藏了其馀百分之九十九的文体。

李玉平以为“远读”(distant reading) 不错代替“近读”，将更全面、注分量化的研究依次引入文体史……(页250)。这个distant reading覌念，源自Franco Moretti 所撰Distant Reading(London: Verso, 2013), 本来的重心是何如用电脑处理多量文体材料。

有些文体史册写到盛唐时只选高适和岑参二东谈主为边塞诗的中枢代表，举例：韩高年的《一册就通中国文体史》(台北联经2011年版) 有“边塞诗东谈主高适、岑参”一章，高、岑除外的边塞诗东谈主，只获提一提名字。

事实上，高、岑之外的其他边塞诗东谈主可能是lesser authors，也便是在名气上不如“巨星”的作家，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lesser authors 的作品较差，仅仅相对于其他更有名的作家，lesser authors也许产量较少，也许仅仅未遇知音。下文咱们会举出实例。

张隆溪种植的英文版《中国文体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有The Advent of the High Tang: Poetry of the Frontiers一节(p.102)，计议了唐朝七位边塞诗东谈主。本文谈谈这一节的几个要点和筹商课题。

对于“盛唐”

文体上“初、盛、中、晚唐”之中的盛唐，一般指开元（713年12月22日始）至唐代宗永泰年间(765–766)，共约53年。台湾学者王国璎《中国文体史新讲》计议过唐诗分期问题后，决定选择这“盛唐53年”之说（《中国文体史新讲》，台湾联经版，页409）。

另有学者以为所谓“盛唐”，止于安史之乱，举例，袁行霈主编《中国文体史》中，盛唐是指开元、天宝年间，大致以安史乱起那年即755年为限（袁行霈主编《中国文体史》高级种植出书社，第二卷，页253），仅40多年。也有东谈主以为应以杜甫卒年（770年）为范围。

张隆溪种植以为the high Tang period 是roughly from 713 to 755 (p.102)。选择这断限，和袁行霈本文体史的取态没辨别（此说的理据似乎是：安史乱起，盛世闭幕，浊世已临，是以由755年起，就不是“盛唐”了。）

张隆溪种植书中的The Advent of the High Tang: Poetry of the Frontier，所论前四位诗东谈主，生年都在“盛唐”(713 - 755)之前：

王翰 (687–726)

王之涣 (688–742)

王昌龄 (690–757)

李颀 (690–751)

王昌龄年岁比高适、岑参都大，然则，在刘大杰《中国文体发展史》、游国恩主编本《中国文体史》中，阐扬高、岑的部分反居于王昌龄之前（游本第三节）。这似乎诠释王昌龄的文体地位低于高、岑？

可供参照的是，在山水诗方面，莫得出现这种情兄：“王、孟”的陈设步骤十分安靖。咱们没看到“孟、王”之称。王维降生于公元692年，而孟浩然降生于公元689年。孟浩然的年岁比王维大，但是“排行”居王维之后。

张种植大致是定期序（诗东谈主的生年）来安排以上四东谈主在书中出现的步骤，而不是按文体设立来排步骤，因此，王昌龄居于高、岑之前。

论边塞诗，王昌龄的地位不错并列高适、岑参。这三东谈主的边塞诗有什么独到之处？中晚唐诗东谈主(如王建、陈陶)，作品水仁爱高、岑、王三东谈主没法比吗？

“高岑”/“岑高”，谁先谁后?

高适（700—765) 比岑参(约715年—770年) 年岁大十五岁。两东谈主的排名，在近几十年的文体史中有变化（有称为“岑、高”)。这排名可能和史家的评价筹商。岑、高的诗篇有何特色？论诗篇数目，谁更多？

高适的边塞诗，早期和晚期颇有各异，尤其是早年的作品出现一些批判性较强的诗篇。

高适曾在河西节度幕府任职。河西在大唐的西朔方，而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刘开扬《高适诗集纪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97﹔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唐代边塞诗硏究论文选粹》，甘肃种植出书社1988年版，页202) 却写“汉家烟尘在东北”: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犬子本自负横行，皇帝相称赐心情。

摐金伐饱读下榆关，旌旆弯曲碣石间。

校尉羽檄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荒废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好意思东谈主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突围。

铁衣远戍发愤久，玉箸应啼离别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东谈主蓟北空回来。

边庭飞舞那可度，绝域迷茫无统统。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整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竖立苦，于今犹忆李将军。

（《全唐诗》卷213）

此诗中有“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东谈主蓟北空回来”之句，昭彰是常见于边塞诗的“内地”“边塞”二元空间布局。

值得能干的是，此诗规戒“好意思东谈主帐下犹歌舞”（在战士泰半松手的布景下犹歌舞），诗末还径直文书“沙场竖立苦”，绝不违饰从军之苦。咱们再看高适的《塞下曲（贺兰作）》：

君不见芳树枝，

春花落尽蜂不窥。

君不见梁上泥，

秋风始高燕不栖。

浪子从军事竖立，

蛾眉婵娟守空闺。

独宿当然堪下泪，

况复时闻鸟夜啼。

(《全唐诗》卷213 )

“浪子从军”句，写军东谈主在边塞；娥眉“守空闺”句，写内地妇东谈主。这又是二元独立，是典型的边塞诗空间布局。

戍边使征东谈主和家东谈主不得累积，是以边塞诗常写分离之苦，然则，高适却有一首《别董大》，其心态似乎一反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东谈主”的凄迷之感：

沉黄云白昼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心腹，

六合谁东谈主不识君。

(《全唐诗》卷214 )

固然高适没诠释晰因何六合东谈主东谈主皆识君（董大），但是，咱们不妨假想董大昔时在边塞立功立事，是以，六合东谈主都知谈他的大名。

这仅仅咱们的对《别董大》的臆测，不外，臆测有施行依据：唐东谈主从军，确有不少东谈主想凭借立军功而博取朝廷封侯。

高适第三次出塞技术，诗的内容作风转以颂扬哥舒翰的军功为主，不再涌现边塞军营中的退让黑幕（孙钦善《高适集校注》，页7），有的诗篇致使颂扬不义之战、颂扬嗜杀。相背，反馈士卒受到不公正待遇、个东谈主怀宝迷邦的诗篇都见不到了（孙钦善《高适集校注》，页8）。

高适诗今存共约二百四十首，其中波及边塞题材近六十首。接下来，咱们略谈岑参。

岑参边塞诗的设立比高适过犹不足（似乎因此刘大杰称“岑高”而不称“高岑”，固然高适的年龄相比大，但是按华东谈主旧例年父老常在排名上常居前，便是排辈分）。

岑参的边塞诗现有六十多首，在盛唐诗东谈主中，作品数目最多，佳作不少。因此，以岑参为边塞诗的代表东谈主物，是很合理的（王国璎《中国文体史新讲》台北联经，2011年，页450）。

岑参至少两次从军边塞，先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秘书，后在天宝末年任节度使封常清幕府判官。天宝十三年（754年，是安史之乱前一年）岑参奉陪封常清赴北庭，任节度判官，历时三年，成了岑参一世中最多产的技术，他写了许多威望磅礴的边塞诗（孙钦善等选注《高适岑参诗选》，页4）。

文体史册确实必引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兵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医生出兵西征》为其边塞诗的代表作。岑参笔下出现火山云、天山雪、热海蒸腾、瀚海奇寒、暴风卷石、黄沙入天等他乡振作。此外，他还写了边塞习气、各民族的友好相处、将士的挂家之情和军营表里的苦乐不均。总之，岑参边塞诗面庞各样，不限于杀敌、报国、挂家等“老”话题。

不外，六十多首边塞诗，在岑参诗纠合所占比重不大。《哥伦比亚中国文体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指出：

However,such poems are buta small partof Kao’s and Ts’en’s surviving works, and it does not seem that their contemporary reputations depended on them: none of Ts’en Shen’s poems included in Yin Fan’s anthology are frontier verse……(p.296.Paul W.Kroll 语)。

这句话中的Ts’en Shen便是岑参。岑参现有诗共约403首，可见岑参边塞诗还不足全数的六分之一，是以边塞诗是a small part。

此外，Kroll 能干到：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之中，岑参七首诗入选却未见边塞诗篇（《河岳英灵集》巴蜀书社，2006年, 页202-211)。《河岳英灵集》的成书时候是天宝十二年（753年），这似乎诠释：岑参边塞诗在安史之乱前几年还未受到殷璠深爱。

近东谈主钱基博评岑参诗：“岑参有王维之秀，而或流华靡。”（钱基博《中国文体史》华中师范大学出书社，页275）。

所谓“王维之秀”可能是指岑参笔下景语写得疏淡，也可能是指岑参的山水诗有王维之风，骨子上，岑参边塞诗就通常呈现边塞的山水 (对于“分派别便是区隔”这一不雅点，请读者参看2024年3月7日“古代演义网”上的拙文：《王维的包摄：文体史家有“立派”“定名”之权？台湾的中国文体史何如写？》一文)。

文体史册中，王昌龄地位变得显耀

“高岑”并称，“高在前、岑在后”也许仅仅个“历史留传”。近东谈主刘大杰照旧将二东谈主的排名倒过来，成为“岑高”。此外，近东谈主孙钦善、陈铁民等东谈主以为，岑参在艺术上的创造性要比高适隆起。

上文说起，较糟蹋的文体史册仅以高、岑为边塞诗的代表。限度较大的文体史册在高、岑之外，会另立一专节计议其他边塞诗东谈主，举例：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体史新著》分开两节计议边塞诗：第三节“王昌龄过火同谈”、第六节“高适与岑参”。

换言之，章骆本《中国文体史》比一般简本文体史多出“王昌龄过火同谈”（章骆本本将王昌龄放在高、岑之前）。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体史》唐朝部分第二章第二节是“王昌龄、崔颢和创造清刚健劲之好意思的诗东谈主”、第三节是“高适、岑参和创造鼓舞奇伟之好意思的诗东谈主”。

也便是说，袁行霈本和章骆本同样，也在高、岑之前多出一节，由王昌龄领衔。

游国恩等东谈主主编的《中国文体史》分三个末节计议唐朝边塞诗：第一节高适；第二节岑参；第三节王昌龄、李颀等诗东谈主。这仍是先高、岑尔后王昌龄。

总结以上三本着述的情况：三本都立有王昌龄领衔的专节。

王昌龄近几十年来在文体史册中渐成“唐朝边塞诗第三各人”。其实，王昌龄早就有“诗家皇帝”之称(王学泰《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第1卷》，天津古籍出书社2004年版，页229)。

王昌龄作品也享有殊荣，举例：他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明东谈主李攀龙誉之为唐诗七绝第一。

连年出书的专著中，王昌龄的地位确实不下于高适，举例：刘冬颖《边塞诗》一书录入王昌龄有十首，比高适入选（六首）还要多。

在张隆溪种植的书中，The Advent of the High Tang: Poetry of the Frontier这一节波及几位诗东谈主，援引诗篇，多寡不均：仅王昌龄一东谈主, 就援引了四首(p.104-105)。四首之中，《芙蓉楼送辛渐》不属于边塞诗。另三首是：《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春怨》。

换言之，张种植多引王昌龄诗，略有“近读”(close reading)的意味。

王昌龄边塞诗的特异处：对大唐里面的品评和祈望

王昌龄边塞诗有一个特色：他的诗篇对干戈有反想，不是一味抒发豪爽竭力不畏死，而是波及边塞干戈的各样“面庞”（对于干戈的灾荒波及身处内地的女东谈主，参看2024年2月23日《古代演义网》上洪涛《唐朝才出现的new genre (新文类)? 新诗篇有莫得旧要津？》一文）。

王昌龄《塞下曲四首》之三写“……纷纷几万东谈主，去者全无生。臣愿节官厩，分以赐边城。”这首诗固然借汉朝事立言，但是，隐射唐事之意甚明：唐朝开元年间（十三年）朝廷官厩格外奢糜，确实东谈主命不如马命，王昌龄说要节俭官厩之费，分给边城，针对性甚是明确（《王昌龄集纪年校注》，页409）。他这种批判矛头，确乎十分明锐。

王昌龄对于军事带来的可怜，有明晰的意识，他也建议过批判，举例他在《宿灞上寄侍御玙弟》中说:

独饮灞上亭，寒山青门外。

长云骤落日，桑枣寂已晦。

古东谈主驰驱者，宿此凡几代。

佐邑由东南，岂不知进退。

吾宗秉全璞，楚得璆琳最。

茅山就一征，柏署起三载。

谈契非物理，神交无留碍。

知我沧溟心，脱略腐儒辈。

孟冬銮舆出，阳谷羣臣会。

深夜驰谈喧，五侯拥轩盖。

是时燕王人客，献术蓬瀛内。

甚悦我皇心，得与王母对。

贱臣欲干谒，稽首期殒碎。

哲弟感我情，问易穷否泰。

宝马足尚踠，宝刀光未淬。

昨闻羽檄飞，兵气连朔塞。

诸将多失律，庙堂始追悔。

安能召书生？愿得论重要。

戎夷非草木，侵逐使莫名。

虽有屠城功，亦有降虏辈。

兵粮如山积，恩泽如雨霈。

羸卒不可兴，碛地无足爱。

若用庶民策，坐令军围溃。

不费黄金资，宁求白璧赉。

明主忧既远，边事亦可大。

荷宠务推诚，离言深鼓舞。

霜摇直指草，烛引明光佩。

舆论旦夕阻，朝廷磋跎会。

孤城海门月，万里流光带。

不应百尺松，空老钟山霭。

（《全唐诗》卷140）

王昌龄径直指出“诸将多失律”，令朝廷后悔委以重负。固然他也强调唐军无惧丧胆所向披糜（“有屠城功”），足以迫降戎夷，但是，他又从敌手（戎夷）的角度看事情，他说“戎夷非草木”，应该是指：戎夷有聪惠，远遁后不错复来，而汉家所占“碛地无足爱”，是以大唐劳而少功，莫得获得些许自制。王昌龄提到“若用庶民策”可解外敌之围。

这诠释，王昌龄莫得冷漠“用武力隔断外敌”，却不是一味颂扬用武力。他钟情“庙堂”能够召集书生论其中的“重要”，也诓骗他心标的“庶民策”。王昌龄似乎意识到主战并不成绝对管制边境民族打破问题。

王昌龄边塞诗篇多佳作，甚得后世的好评，只因数目较少（王昌龄边塞诗共二十多首，相对于高适的五十多首)，不然，王昌龄在边塞诗史上的地位随机在高适之下。

底下，咱们尝试从“质料”和“深度”方面（而不是“数目”方面）计议其他边塞诗。

边塞诗的想想层面: 以陈陶、王建为例

边塞诗中，推崇果敢杀敌的诗篇许多，像马戴《出塞词》果然这么写：“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度临洮。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儿缺宝刀。”（杨军、戈春源《马戴诗注》 ，上海古籍出书社1987年版，页112）。

汉东谈主砍杀胡儿（敌东谈主），这么也许让马戴泄了愤、畅了怀，然则，大砍大杀只反馈边塞的兵凶战危、作家内心充满仇恨，诗篇自己莫得更深层的意蕴（只描画了战况）。

与上引诗篇内容相背，陈陶（约812—885）和王建（约765-830）有些作品内蕴较深，不落俗套，甚有诗史的仪态。中、晚唐技术的陈陶《陇西行》其四:

黠虏活捉未有涯，

黑山营阵识龙蛇。

自从贵主和亲后，

一半胡风似汉家。

(《全唐诗》卷745)

此诗开头写汉将擒获“黠虏”无数，这是边塞诗常见的内容，然则，全诗重心在末二句：民族回击随机需要水来土掩，自从汉家的公主远嫁胡东谈主和亲之后，胡地习俗已有一半与汉族相似了（参看徐有富《唐代妇女生涯与诗》，中华书局2005年版，页 83）。

民族打破恶化之时，打破两方不是你死便是我一火，十分粗暴，不外，有时候民族之间也有交流，举例：李颀《古从军行》收尾：“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钱基博《中国文体史》，华中师范大学出书社，页273）。这里“蒲桃”可能便是今天常见的西域物种葡萄。

陈陶《陇西行・其四》写“和亲”，是“黠虏活捉”之外的另一面向。此诗可能是“借汉写唐”：名义上写汉朝公主和亲，暗底里隐射唐朝的文成公主（623—680）入西藏，嫁与吐蕃的松赞干布。唐诗边塞诗借汉写唐的例子许多。

边塞诗多写犬子上战场杀敌，妇东谈主居后方想念征东谈主，不少边塞诗都落入这类格局化书写 的框架中 (举例，想妇渴望征夫) ，而陈陶《陇西行・其四》却写内地女子入胡地，改善汉胡两边的关系，促进两邦的文化交流，可谓别开生面。底下，再看中唐诗东谈主王建《凉州行》：

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东谈主开旧谈。

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

万里东谈主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

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

蕃东谈主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

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

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将绕帐作旗号。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尹占华《王建诗集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版,页１）

王建这首《凉州行》首六行写汉家松手紧要，这与“古来竖立几东谈主回”（王翰《凉州词》）真义调换，是以，王建《凉州行》诗首六行已再难有目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铁心。

第七句以下，奇峰隆起，“多来中国收妇女”应该是指：胡东谈主入侵，篡夺汉家妇女为妻。她们生下的孩子多能说汉语(“一半生男为汉语”)。

由于边地终年汉、胡杂处，胡东谈主“如今种禾黍”，也学汉东谈主种庄稼，他们也穿丝织的锦衣，学懂了养蚕织布（第9-14行）。汉东谈主则家家户户学习胡东谈主的乐曲。总之，汉胡对立，但是文化习俗相互影响。

有学者以为，王建《凉州行》写胡东谈主学汉家文化甚多，而汉家死伤惨重却只学了胡乐，这反馈王建对大唐国势的忧虑。

骨子上，唐朝的胡、中语化交融是有迹可寻的（龙成松《胡汉同风：唐代民族文体研究》中华书局，2024年，第九章）。唐东谈主“学胡乐”仅仅文化交流中的冰山一角。白居易《时世妆》：“元和妆梳君记住，髻椎面赭非华风”（施蛰存《唐诗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2017年版，页489)，这诠释吐蕃的赭面之风传入唐朝。大唐还从阁下羁縻地区引入突厥、契丹、奚族的宝马。

王建莫得在《凉州行》中明确显露辩论倾向，因此，咱们说王建这首《凉州行》抒发了民族之间存一火相搏之外，有些方面反而是以对方为师。

从诗篇的内文看，王建描画了多年来在边（西凉、蕃）的见闻。他聚焦于外敌的生涯（第七行以下），尤其写到“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所反馈是胡东谈主宇宙的生涯景况。

王建《凉州行》所写不限于军营和战场上的残杀，反而汉蕃移交的时候“被拉长”(比交战时候长)，所写的诸多细节有平常生涯的质感，这让咱们看到汉、蕃永劫候扶助的情况下，东谈主民各自的遴荐。《凉州行》的内涵超出一般边塞诗甚多。

中唐诗东谈宗旨籍（约767—约830）在《征妇怨》也描画了征东谈主之妻的生涯：“夫鏖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纪作亮《张籍研究》，黄山书社1986年版，页29），这便是说：丈夫战死之后，女子不仅我方的生涯失去了依靠，况且也无力扶养尚未出世的腹中之子。

不外，文体史册甚少细论张籍的边塞诗。

“英豪气概”(heroic spirit)之外

张种植计议唐边塞诗，谈到a soldier’sheroic spiritin his audacious defiance of death (p.103)。所谓 heroic spirit, 便是“英豪气概”。在第105页, 张种植又说到theheroic spiritand the sacrifice of soldiers on the frontiers。

这种英豪气概，确是唐朝边塞诗的主调之一。从另一个角度看：要是庞杂诗篇都是抒发heroic spirit，实难如鱼似水。

上文所论王昌龄、陈陶、王建之诗却开荒了新意境。他们的边塞诗中有英豪气概除外的层面，举例：王昌龄的边塞诗提到但愿朝廷“召书生”、“论重要”、用“庶民策”，而不是一味讲果敢、杀敌……

陈陶《陇西行（其四）》、王建《凉州行》都波及边塞民族的生涯和习俗，这两首诗也带给众东谈主一些启示：也许大唐和胡东谈主莫得必要生生世世为党羽、水来土掩。

“英豪气概”无疑是值得襄理的精神，不外，大唐的边塞诗东谈主并非“千东谈主一面”，因此，“英豪气概”之外，也有王昌龄这类谈及“庶民策”的东谈主物。无了期的仇杀、相互破钞，终难化解民族矛盾。民族之间要是尝试相互学习、管控不合，设法促进跨文化融和，岂非更有可执续性(sustainability)？

唐朝陈陶、王建的边塞诗，内容都超出“勇夫杀敌”的层面，值得深爱。

一个lesser author的逆袭：唐代诗僧寒山子

内容大同小异的边塞诗篇（举例推崇英豪气概）就算数目很大，其概述价值也随机能胜过一篇有新意、有明见的短诗，正如半本《红楼梦》的价值足以胜过一多量积性难改的才子佳东谈主演义。

文体史上有些lesser authors仅仅某段时候内的lesser-knownauthors (有名度较低)，若有机缘，他们也不错变成大名家。唐朝的寒山子便是好例子：五四技术，胡适因提倡口语能干到寒山子（胡适将寒山、王梵志、王绩并称为口语诗东谈主）。到了上世纪50年代，寒山诗从日本传译到西方，寒山诗所代表的文化在好意思国掀翻了一阵“寒山热”(与the Beat Movement筹商)，“寒山热”传到亚洲，触发台湾学术界的寒山研究激越，细目请参看陈慧剑和叶红珠的文章。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原先次要作家的诗篇（如寒山诗）有某些特质被后东谈主“发掘了”出来况且踵事增华。今东谈主胡安江以为，寒山诗这个案，等同重新“经典化”（胡安江《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清华大学出书社2011年版)。

不管怎么，寒山诗在日本、在好意思国，都照旧完成经典化（参看《寒山诗日本古注本与寒山诗的经典化》，载陈尚帝王编《水流花开: 经典形塑与文本阐释国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 2019年﹔胡安江《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清华大学出书社，2011年）。

寒山诗篇在国内的文体史阐扬中也许仍未挣得“经典”的地位 (如本文开始所说的被“潜藏”)，但是，寒山诗篇却是“国外化”的。

也许有些东谈主会嫌“国外化”语义不清 (难说清波及些许国)，那么，咱们改用“跨文化”来描画寒山诗也无不可。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多数有国外视野，想必都知谈寒山子这个案？

要是成为“宇宙文体”(world literature) 的要求之一是“流畅”，那么，寒山诗早照旧跨文化流畅于域外，尤其是在日本、朝鲜、好意思国，又有法文、德文、荷兰文的译文专书 (钟玲《中国禅与好意思国文体》，都门师范大学出书社2009年版，页92)，这史实是无法否定的。民国年间，刘大杰《中国文体发展史》第十三章第二节照旧计议寒山子……

张种植的文体史册(2023年) 之中，似无寒山子的一隅之地。

本文开始引李玉平说“将文体史窄化为文体经典史”，这句话会不会令东谈主空料到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文体史家挑选出来的经典，莫得进程个东谈主筛选吗？要是不想将文体史窄化成“文体经典史”，史家不错何如作念？

总 结

本文怜惜高适、岑参、王昌龄在各样文体史册中的地位。除了纠合计议王昌龄外（其文体地位近三十年获得史家的阐述），也尝试进行“远读”，发掘高、岑、王三各人之外的边塞诗佳作。限于文章性质和篇幅，本文莫得呈现量化分析的铁心。

笔者发现，陈陶和王建是值得异常能干的两位。其中，陈陶的《陇西行(其四)》内容别开生面。陈陶的《陇西行(其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狗尾续锦丧胡尘。怜悯无定河滨骨，犹是深闺梦里东谈主”很受众东谈主深爱, 其援引次数逾越高适名篇《燕歌行》（参看洪涛《诗史断裂是专诚为之?——略谈纪年体的作用 (读张隆溪种植的英文版中国文体史・十一)》，载《古代演义网》2024年3月21日）。王建对战场除外的边塞生涯有明锐的不雅察。

文体史家大多习惯于引颈读者“近读”某些经典名作。张种植尤其对“读经典”有心得（参看张隆溪《经典之形成及安靖性》，载《文艺研究》2021年10月；何兆彬《张隆溪：独行于经典之间》，香港城市大学出书社2023年版）。张种植强调经典有其安靖性。

然则，安靖性意味着现有经典势必地位雄厚，许多文体史家受制于此“安靖性”“固定性”，谈边塞诗时也就循旧例以高、岑两家的经典名篇为中枢，再旁添“三王一崔一李”（王昌龄、王翰、王之涣、崔颢、李颀）的一二佳作而罕过火馀。这么一来，文体史册中的阐扬也就文风不动，出现了大同小异的“文体经典史”。

众东谈主是不是王人备骄横于既定的“文体经典”？随机。“寒山热”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好意思国；外传，在欧洲，寒山子的声誉越过李白、杜甫。

当“巨星”被史家 (过滤后留存的“巨星”) 推送到读者的眉睫前，“巨星”就讳饰了读者的视野：读者看不到“巨星”和“经典”之外的史实，这变相形成“潜藏”。

在这种“经典有安靖性”的情况下，史册的叙述框架固定，史家的主体性丧失殆尽，于是，“远读”(distant reading) 只可由咱们读者我方来作念了。